马来西亚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马来西亚经济发展要靠技术驱动

编者按：本文是2024年12月7日，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在《2024年嘉庚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的内容，经本人授权，予以图文转载。

我主要想从两个角度，从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代的经验，探索2020年代的启示。第一，陈嘉庚先生“实业救国”、“以商养文”等经商理念，说明盈利不是唯一的目的，商的背后有深刻的公共意义。第二，特朗普再次上台，以及中国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贸易，以及对马来西亚华裔企业都将会有冲击。去全球化的新格局，再次说明，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而资本在得到相对的保障的同时，肩负着保障社会的集体经济安全、工人权益和环境的责任，进而完成企业的公共目的。

国际贸易与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经济史，与世界的经济史，是难以切割的。马来西亚的历史，从某个程度上来说，也就是个国际贸易史的载体。按出土的历史，马来半岛和东南亚在马六甲王朝以前，是中国和印度乃至中东之间贸易的中转站。马六甲王朝则是亚欧香料海上贸易开始兴盛的时代标志。马六甲在那个年代何其繁华昌盛，最主要就是其满足欧洲市场的香料需求的角色。葡萄牙和荷兰的先后殖民，则反映欧洲国家的帝国资本结构的扩张，同时也突显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发展。

在思考马来西亚的贸易史时，我建议大家阅读霹雳苏丹纳兹林殿下的新著“Globalization: Perak’s Rise, Relative Decline, and Regeneration”。 陈嘉庚先生是1874年出生，今年150岁冥诞。霹雳苏丹的著作提醒我们，《邦咯条约》也是1874年签订。《邦咯条约》是英国人正式介入马来半岛的起始，也是拉律战争的结束，也是马来西亚第一个规划城市太平开埠的开始，是现代霹雳州的开始。苏丹提醒我们，马来亚独立前最重要的两个原产品项目 – 锡矿和橡胶 – 霹雳州都是最主要生产地。

我在本周一在共同行动论坛（Common Action Forum）演讲时，提到亚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日本、韩国、四小龙、四小虎乃至中国，都是靠出口美国而富裕。如今，美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将工业就业都外包给亚洲，失去工业就业，导致中产阶级逐步萎缩，亚洲出口美国而致富的出口导向模式，不一定是长远之计。

我为了今天的演讲，重读霹雳苏丹的著作，他指出，马来亚的橡胶出口高度依赖美国的消费，尤其汽车销量。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维持18个月的经济萧条，影响国际橡胶价，对马来亚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马来亚的橡胶出口价格于1921年下跌了57%。苏丹进一步点出原产品经济的困境：尽管美国的汽车工业对马来西亚的橡胶业有巨大的影响，但橡胶占汽车成本微乎其微的比例，倒过来橡胶价对汽车价几乎毫无影响。

陈嘉庚的工业王国

陈嘉庚突破了原产品经济的困境。

陈嘉庚身处的年代的马来亚经济，主要由英国人掌控的贸易商（agency houses），例如Gutherie Corporation、Harrisons & Crosfield、Barlows、Boustead和Sime Darby。1917年，马来亚4成以上的橡胶园是由上述五家贸易商公司掌控。这些公司从伦敦股票交易所集资，然后在马来亚开发和经营园丘。他们没有打算在马来亚发展完整的供应链和技术。他们甚至都不用太多节省劳工的技术。这些贸易商靠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政府提供大量的廉价印裔劳工在园丘工作。当国际橡胶价格低迷不振时，殖民政府就与贸易商一起强行遣返劳工。尽管英国国会和英国社会对劳工的待遇偶尔维护劳工的看法，但这些贸易商在马来亚的做法，可说都是剥削外国劳工。

陈嘉庚先生被誉为马来亚的亨利福特。陈嘉庚将上游的橡胶种植、中游的橡胶加工和下游的橡胶产品制造，包括胶鞋和轮胎，形成马来亚最早的垂直整合，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把马来亚的工业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陈嘉庚先生在《陈嘉庚奋斗论》写到：“平生尤最服膺美国汽车大王之言曰：正当之失败，并非耻辱，畏惧之失败，才是耻辱。”

陈嘉庚也高度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他说“化学工业与经验技术人员为制造之血脉，得之则生，弗得而死。”

陈嘉庚当时经营的做法，与马来亚的英国贸易商有着巨大的分别。陈嘉庚扶持了很多各族的上游种植橡胶的小园主，也创造了很多的工业就业机会，最高峰直接雇佣6000人，间接雇佣过万人，其中百年前就在工厂雇佣400名妇女。

陈嘉庚的企业王国的盈余，几乎都是拿来办学，从集美学校到厦门大学，就算在企业面对巨大的亏损以后，他仍然在为院校的开支操心。

追根究底，陈嘉庚的时代，是中国困难的时代。在19世纪下半叶太平天国战乱以后，青年就算有机会饱读诗书，也不一定有经济条件追求仕途，尤其对来自南方的家庭。到了20世纪初，朝廷的正当性也受到民众的质疑。对陈嘉庚一代和后来的青年，从商是救国的途径之一。所以陈嘉庚有“实业救国”、“以商养文”、“科技兴邦”的说法。

用现在的说法，企业具有公共意义（public purpose），不是纯粹为了盈利而来。在陈嘉庚的年代，他抗衡的是，英国的殖民经济代理和美国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垄断经济模式。

过去半个世纪，英语国家的主流经济理论受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费尔曼（Milton Friedman）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巨大的影响，强调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为股东赚钱，既所谓的“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对国家、社会、维护工人权益和保护环境的责任都嗤之以鼻。相较之下，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代经营企业和教育的想法，贴近当代“社会企业”或者“相关利益者经济理论”（stakeholder economy）的思维，充满值得参照的启示。

马来西亚的华裔企业，要从陈嘉庚的历史，找到2020年代stakeholder economy的新精神。我希望华裔企业引领技术的推进、科技的开发、工人福祉的提升。马来西亚的经济未来，要靠技术，不要重复殖民式靠廉价外劳。

去全球化时代

1920年代，与2020年代，有好些相似之处。世界经历了从大概182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近百年的高速“全球化”，尤其1869年苏伊士运河竣工，更大幅扩大全球贸易，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从二战以来，国际贸易逐步扩张。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象征冷战的结束。冷战结束后至今35年，至少到新冠疫情为止，世界的主流思潮，认为国家的边界越来越不重要，世界变成扁平。但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第一次中选，紧接着新冠疫情的经历，所谓无国界全球化的说法渐渐失去影响力。

2024年美国选举，特朗普中选，将于明年1月20日起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特朗普将会是罗斯福以来，最关键的美国总统。这样说吧，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以来，最大之变局。

过去50年，西方社会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笼罩下，出现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经济上受伤的社群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如今，美国特朗普再次上台、共和党全面执政，可说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终结。特朗普的政策将冲击全球。同一时间，当前中国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经济信心最低靡、消费者需求最低的时刻。在高科技推动下，中国工业积累了巨大的产能，但中国国内需求低落，又遇到中美地缘政治竞争，过剩的产能也将冲击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工业。

陈嘉庚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学者Dani Rodrik指出，1929年至1937年之间，世界贸易总降低了50%。

陈嘉庚先生的工业生产技术和规模在亚洲是超前的，产能于1929年达到巅峰，单是出口中国，一年总量为300万双鞋子。然而，1929年发生经济大恐慌，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倾销，以及各国林立的关税壁垒。陈嘉庚在英属马来亚生产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加拿大和澳洲，都遇到关税壁垒，出口到中国也一样。最终，在没有国家庇护、没有市场供营销的情况下，马来亚华裔资本家陈嘉庚的工业王国倒下了。

一百年前，经济大恐慌导致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突然大量滑落，引发贸易战，而贸易战后来变成了第二次战争。二战以后，经济学泰斗凯恩斯的想法，特别是维持国际金融体制稳定、政府在维持高就业率和维持总需求的宏观调节角色，维持了二战到1970年代的金融和经济稳定。

2025年，全球经济与政治秩序将面临最严峻的挑战，甚至可能经历重组。此时特别需要国与国之间，确保总需求不会大量滑落，也要确保国与国之间协调产能，确保各国的工业基础不会突然因为倾销而崩溃。钢铁业重要人物拿督林鸿泰也是今天的主讲人。贸工部去年委任独立委员会研究马来西亚钢铁业的未来，报告已经准备好。我们希望可以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国，针对东南亚地区的钢铁产能进行协调，确保东南亚的钢铁产能不会过剩。

特朗普即将在美国竖立的贸易壁垒，与中国国内需求滑落，是否会导致贸易战，需要各国领导的高度智慧，从1920年代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处在全球南方的马来西亚的华裔资本，又能从陈嘉庚先生百年前的经验提取什么启示呢？很多华裔企业，在过去50年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之下，认为国界不重要。有很多也按股东资本主义的想法，认为企业就是赚钱就好。

我在贸工部，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本国企业，甚至在马的外国拥有的工业制造业，纷纷因为国际贸易形势而来到贸工部要求政府反倾销和保护本地工业。我个人倾向在形势需要时，国家有必要保护在马来西亚的工业。但我也每每告诉这些企业，当企业要求国家保护时，企业也要可以很自豪的说出他们的公共意义。也就是说，国家保护企业，可以因为企业可能有特殊的技术和科技，或者企业提供高薪优越的就业，或者企业对这个国家的任何贡献。关键就是企业的公共意义。

总结

2025年，我们将被迫进入新的时代。陈嘉庚先生在1920年的经验，给2020年代的启示是，华裔资本需要“国旗”、需要新的国家论述：“资本无国界”的全球化时代结束以后，资本需要国家的保护；而资本在获得国家的保障的同时，肩负着保障社会的集体经济安全、工人权益和环境的责任。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刘镇东于2024年12月7日，在《2024年嘉庚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